但等到各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手段告罄，我们就会发现：昔日那些搭乘货币便利的方法，都在发生变化。
王涵在大师课中，总结了两个这种变化：第一个是赚钱难了，第二个是风险大了。
赚钱变难了：货币超发会导致我们每个人手中能够用来投资的钱变多了，但可投资的标的却没有大幅增长，就相当于越来越多的钱去追逐有限的资产，最终摊薄了每个人的投资收益率。
同时资金泛滥又降低了借贷的需求，银行的存款利率节节下跌，瑞典、瑞士、丹麦、日本等国家甚至出现了负利率。
风险变大了：宽松的货币政策还会导致包括房价、股市等一系列资产价格的上涨，当实体经济增长跟不上资产价格增长速度的时候，风险就会骤升。
就像加足杠杆炒房的人，收入来源无法覆盖贷款利息，假如没有新人来接盘，房价一有风吹草动，炒房者就会跌入万丈深渊。
过去几年，全球已经认识到放水的危害，想要收紧流动性。
但是从数据上看，风险已经积累到了高位。
为了帮助我们理解，王涵将净财富比作一个国家的市值，GDP则是利润，净财富/GDP就可以简单比作一个国家的广义市盈率，目前已经处于历史顶峰，用大白话说就是估值贵的离谱。
简单总结：全球几乎每个主要经济体的内部，都出现了赚钱难、风险大的问题。
这些经济问题，必然会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。
首先便是贫富分化严重。
当经济不再增长，流量（GDP）已不足以撼动存量（净财富），也就是说靠涨工资已经无法追上房价上涨的时候，穷人由于“没有上车的本钱”，所以在全球一轮轮“保增长”的放水中无法受益，而富人的资产大幅增值，相对地穷人就变得更穷了。
经济增长有限，大家都害怕别人来分一杯羹。
像美国这样的多元化国家，曾以追求种族平等和开放移民为根基，但在利益面前也出现了巨大分歧。
目前美国参众两院的分歧已经到达历史顶点，上一次出现这么大的政治分歧，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。
经济层面传导至社会层面，社会层面必然传导至政治层面，特朗普就是这个大变局时代下的产物。
马克思曾说过：当无产者被剥削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用脚投票。
美国人民将经济危机归咎于少数群体或外来移民挤占了自己的财富，所以他们渴望一个新的强势领导人来改变现状。
普通民众总认为受到了统治精英的不公正对待，这就给了反精英、反建制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生长的土壤。
不仅仅是美国，民粹主义已经席卷了全球，英国全民公投脱欧、法国的黄背心运动、意大利组建民粹主义政府、斯洛伐克毫无政治经验的执业律师当选总统……一个被反复验证过的常识是：民粹主义解决不了经济问题，却总喜欢以人民的名义掠夺人民，但在被戳穿之前，它们很擅长为人民树立一个外部的假想敌。
兴业宏观团队在2017年海外宏观经济报告的标题也只有四个字，叫做“祸水东引”。
这个词经过2018年的贸易摩擦之后，在2019年的海外宏观经济报告中又被再三强调。
我们下一节将围绕这个词，来探讨本文的第三个问题：百年未有之变局如何影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、外交甚至地缘关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