钟扬曾说：“高原反应的危害要5到10年后才显现，我有一种紧迫感，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，让我把高原种子和西藏的工作继续做下去。
”拿命换科研，这是何等痴狂！2016年6月28日，北京青龙桥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。
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“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”在这一天通过评审验收。
这意味着，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、跨代飞跃！而就在一天前，黄大年突然晕倒在办公室。
为了准备这次评审，他已经带着团队熬了将近3个通宵，醒来第一句话却是告诉秘书王郁涵“不许跟别人说”。
许多人不理解，可黄大年的挚友、著名科学家施一公理解他：“大年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报国理想和报国冲动的人。
他深知我们的科研与外界的差距，他惧怕我们的动作稍微慢一点，我们的国家就会赶不上。
”许多人不理解，可钟扬的妻子张晓艳理解他：“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，就知道他为科学而生，为事业而生，为理想而生。
他的人生，属于科学，属于国家，属于人类。
”同样的爱国之情、同样的报国之志、同样的卓越之才。
他们心中想的都是祖国、是事业，而唯独没有自己。
“看到他，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，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。
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，你是否会像他那样，义无反顾？”这是黄大年曾在朋友圈提出的“黄大年之问”，是他向自己的偶像、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的仰望致敬，更是一代爱国科学家捧出的赤子之心。
追溯黄大年和钟扬的生命轨迹，探询他们的人生理想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、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精神谱系。
穿越历史的星空，他们如此相似。
钱学森——1955年，冲破重重阻力离开美国，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，用7年时间实现了中国导弹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飞跃，却一直不愿接受“导弹之父”或“航天之父”的称呼。
他曾说，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，成就应归功于集体。
邓稼先——26岁，在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九天，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；34岁，他用3个“不能说”告诉妻子工作的变动，从此，消失整整28年，回来的时候，已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；弥留之际，他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，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……”罗健夫——微电子领域著名科学家，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“图形发生器”“Ⅱ型图形发生器”，为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，47岁英年早逝，被称为“中国式保尔”；蒋筑英——用生命中最后近20年时光填补了光学镜头像质评价领域的空白，去世时年仅44岁，但其光学传递函数学科成果已在航空航天、地面测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……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空中，闪耀着一代代科学家奋力前行的夺目光芒。
从“东方红”跃然于世到“墨子号”飞向太空，再到“复兴号”风驰电掣、C919大飞机划过长空……正是一代代科学家以“心有大我、至诚报国”的情怀投身国家发展伟大事业，挺起了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自信脊梁，绽放出荡气回肠、感天动地的精神力量。
梦想，为新时代燃烧——不断涌现的奋斗者，推动国家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，标注中华民族砥砺奋进的精神坐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。
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