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整16年，每年100多天，行程超过50万公里；十多种高原反应，钟扬样样都有，但他为了填补国家植物基因图谱中的那片空白，16年如一日穿梭在青藏高原的千沟万壑。
一次，高原野外采样途中，九座越野车上，学生们在前座上颠簸得受不了，瞧见躺在后座一堆行李上的钟老师却睡得正香，心里觉得“行李座”或许会好受些，闹着和钟老师换座位。
换座后，没过十分钟，两个女学生吐得翻江倒海：“这哪儿是人睡的地方啊！”“钟老师！他怎么能……整整16年啊，他怎么受得了！”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毕业生朱彬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，泣不成声。
要知道，即便是西藏当地人，由于高原缺氧，往往要睡够八九个小时才能有精神工作，可钟扬却说：“我在这里能睡四个小时，已经很奢侈了……”2015年，钟扬生了一场大病，别人都以为他出院后会“有所收敛”，没想到他却“变本加厉”。
在挑战生理极限的高原野外考察中，往往是凌晨时分在上海工作，当天深夜又在海拔4000米的拉萨工作到又一个凌晨，学生们送他一个外号“钟大胆”。
钟扬曾说：“高原反应的危害要5到10年后才显现，我有一种紧迫感，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时间，让我把高原种子和西藏的工作继续做下去。
”拿命换科研，这是何等痴狂！2016年6月28日，北京青龙桥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深部探测中心。
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的“地球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项目”在这一天通过评审验收。
这意味着，中国重型探测装备技术研发实现了弯道超车、跨代飞跃！而就在一天前，黄大年突然晕倒在办公室。
为了准备这次评审，他已经带着团队熬了将近3个通宵，醒来第一句话却是告诉秘书王郁涵“不许跟别人说”。
许多人不理解，可黄大年的挚友、著名科学家施一公理解他：“大年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报国理想和报国冲动的人。
他深知我们的科研与外界的差距，他惧怕我们的动作稍微慢一点，我们的国家就会赶不上。
”许多人不理解，可钟扬的妻子张晓艳理解他：“从我认识他的那一刻，就知道他为科学而生，为事业而生，为理想而生。
他的人生，属于科学，属于国家，属于人类。
”同样的爱国之情、同样的报国之志、同样的卓越之才。
他们心中想的都是祖国、是事业，而唯独没有自己。
“看到他，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，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。
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，你是否会像他那样，义无反顾？”这是黄大年曾在朋友圈提出的“黄大年之问”，是他向自己的偶像、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的仰望致敬，更是一代爱国科学家捧出的赤子之心。
追溯黄大年和钟扬的生命轨迹，探询他们的人生理想，我们看到了新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、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精神谱系。
穿越历史的星空，他们如此相似。
钱学森——1955年，冲破重重阻力离开美国，投身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，用7年时间实现了中国导弹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飞跃，却一直不愿接受“导弹之父”或“航天之父”的称呼。
他曾说，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事业，成就应归功于集体。
邓稼先——26岁，在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九天，回到了一穷二白的中国；34岁，他用3个“不能说”告诉妻子工作的变动，从此，消失整整28年，回来的时候，已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；弥留之际，他仍嘱咐要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，“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……”罗健夫——微电子领域著名科学家，先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“图形发生器”“Ⅱ型图形发生器”，为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，47岁英年早逝，被称为“中国式保尔”；蒋筑英——用生命中最后近20年时光填补了光学镜头像质评价领域的空白，去世时年仅44岁，但其光学传递函数学科成果已在航空航天、地面测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……从无到有，从弱到强，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空中，闪耀着一代代科学家奋力前行的夺目光芒。
从“东方红”跃然于世到“墨子号”飞向太空，再到“复兴号”风驰电掣、C919大飞机划过长空……正是一代代科学家以“心有大我、至诚报国”的情怀投身国家发展伟大事业，挺起了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的自信脊梁，绽放出荡气回肠、感天动地的精神力量。